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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
我建议俄国同志暂时的恢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两个有害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对社会主义危害较轻的，而不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是无害的…”
吴川的发言给俄共布党员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不是吴川提到了官僚主义，他们才发觉自己身边存在官僚主义，而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身边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
哪怕是一个管理莫斯科某条街道房产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给他送上一点礼物，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一间能够住人的房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某个从彼得格勒调来莫斯科的党员，组织上分配给了他一间单间，但是那间单间却已经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带到了一幢废墟前告诉他：“同志，这是分配给您的…21号房间。”
这位可怜人看着废墟不得不告诉管理人：“同志，这里没有楼房，只有一堆砖块。”
管理人却告诉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么21号房间就应该在这里。至于其他事，可不归我管。”
最终，这位可怜人在热心的邻居那里住了一晚，革命时期的莫斯科可没有对内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没有这位好心的邻居，他就只能露宿街头了。从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义。
只不过俄共布面临的头号、次号难题是如何应对白卫军的进攻和怎么让人民活下去，所以对于身边盛行的官僚主义也只能采取忍耐和期待内战结束后好转。但是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人民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吴川的发言等于挑破了俄共布的一个脓包，瞬间让一部分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相比起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未来危害，他们现在更加难以忍受的还是身边的官僚主义作风。
于是，在列宁的巨大威望号召下，和广大党员群众对于官僚主义的不满，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党员终于还是压倒了反对者的意见。
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同时，跟随李卜克内西而来的德国银行界代表沙赫特，革命委员会国家银行代表张廷阁，人民委员会代表布哈林，就中苏德之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数场讨论。为了确保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能够落实，那么确保三国的货币不能过于激烈的变动就成为了三国的首要目标。
此时德国马克和俄国卢布虽然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和战时相比都有着大幅的贬值，德国的情况要比俄国好一些，毕竟德国的生产能力还在，且德国的国家银行从民间集中的黄金和白银，还剩下了将近1.25亿英镑。随着英镑的不断下跌，这笔硬通货的价值还在上涨。
至于俄国，虽然保住了喀山的藏金，但是却拿出了大部分的黄金向革命委员会作了抵押贷款，和用来向国外购买粮食及物资，再加上战争和国内内战导致失去力量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工业破坏，使得卢布的前景是最不乐观的。
三国中情况最好的还是中国，不仅在于战争中获得的红利，还在于白银的快速升值。战争因素加上对于英镑、法郎的做空，白银的价格差不多恢复到了1842年的水平，按照战前的英镑换算，就是一英镑换三两白银。跟随着英镑贬值的共和元，现在兑换美元也还有1比1.7的价位。
因此在经过了几轮讨论之后，中苏德决定成立国际合作银行，中国出资1亿美